正因为如此，如何解读十三五规划的内涵和特点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日前在国新办新闻会上，对十三五建议进行了解释说明，其中关于人口城镇化与户籍的看法值得关注。
杨伟民表示，这次建议提到城镇化率的时候有两个说法，一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5%，二是在发展目标中表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
据了解，习近平主席专门就此问题作了解释，我们现在虽然看起来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5%，但是质量不高，主因是现有的城镇7.5亿常住人口中有2.5亿左右的人没在城镇落户，没能在城镇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也没有相应的市民权利。
杨伟民称，现在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条件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农民工增长速度在下降。2014年外出农民工增长速度已经到了1.9%，而今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大约是0.1%。照此趋势，未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将会放慢，而城镇化率取决于进城农民工的数量。
农民工的问题不仅是数量原因，一个过去研究得不够的问题是，农民工相当多一部分干到40岁左右就离开城市，因为不能在城市定居，他们就回到原籍了。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农民工一生在城市的劳动年龄时间比在城市的就业人口少了接近20年。
杨伟民主任分析到这里，我们应该看到中央考虑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了——虚假的城镇化率掩盖了劳动力浪费问题。这里衡量劳动力的利用率是根据他在城里工作的时间。
农民工从城市回到农村，农业是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大量农民工从高生产率部门回流到低生产率部门，这是经济发展的大碍，它与人口红利是逆流而行，过去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流向高生产率部门，才会带来人口红利。
那么，中央的这种看法会有什么政策含义呢？一个关键之处在于，中国未来驱动经济增长还是要依靠城镇化因素，但今后衡量城镇化将会看户籍城镇化，而不只是常住人口的统计。
在理论上，如果能以户籍制度改革把农民工变成城里人，让他们继续在高生产率部门工作20年，中国就相当于又捞到了20年的人口红利。尽管劳动力就业的实际情况远比这个计算要复杂，但中央的这一分析会带来一些政策变化。
在此次中央提出的十三五建议中，已经为相关调整做了政策准备了，而且设计了利益机制。据杨伟民表示，有户籍改革问题上，各地区除了思想上的认识不够，还有不是有巨大的利益在其中。
过去中国的城镇化可以总结往往是“要地不要人”，即要土地建设指标，但不要劳民工到城里落户。道理也很简单，拿到土地指标可以挣钱，土地财政可以盖房子，但人进来以后是要提供公共服务的。
今后的政策则会调整为两挂钩，一是建设用地增量要和人口落户数量挂钩，说白了，人口进来多的地方，落户多了就多给地；财政转移支付要和市民化挂钩，落户多意味着义务教育、医疗这种政府支出要多，所以财政转移支付要与市民化挂钩。
对地方官员来说，这种利益机制意味着不同的“玩法”：今后各地的城市政府可能会掀起一轮“抢人大战”，而且在户籍政策上会加快推动。因为抢到人来落户就相当于抢到了土地指标，相当于抢到了转移支付，同时还能部分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种转变对于市场可能会有不小的影响。
中央在户籍城镇化问题上已经划出了新的游戏规则，而规则的改变会带来不同的政策，以及地方政府不同的“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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