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再清楚不过的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经济健康发展，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必须加强，适度扩大总需求是中央一贯的政策；二是必须坚定不移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供给侧是主要矛盾，是主攻方向；三是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升，明确表示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能过度，决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避免中国经济再次陷入重复的投资拉动的死循环。

但是，对于“权威人士”如此明确的表态，笔者注意到，一些市场人士，特别是券商的一些分析人士刻意进行曲解，似乎一提供给侧之后，就意味着宏观政策彻底否定了刺激，否定了需求端的发力。一些人士在4月份的金融数据出台之后，对数据进行过度的解读，渲染中国货币政策急剧转向，告别刺激的信号。这种情绪化的解读不仅歪曲了“权威人士”的真实意思，也对民众具有极大的误导。

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的情况下，宏观政策在需求端发力，确保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必须的，为了确保经济不滑出合理区间，避免系统性风险，适当、适度的刺激仍然是中国宏观政策的选项，在笔者以前的文章里多次表达过这个意思。但是，中国经济不是为刺激而刺激，更不能为了数据本身的好看再次罔顾供给侧存在的种种问题。适度刺激的目的是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这点应该毫无疑问。

基于此，对于投资的反弹，切不可沾沾自喜，更不可将其视为中国经济屡试不爽的法宝。从经济增长理论看，决定一个国家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在于投资的大小，而在于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

早期的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产出总量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多少，产出增长的快慢就取决于投资率的高低，投资越多则增长越快。但是，这种将经济增长完全归结于资本投入的多少的理论不仅违背事实，也违背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资本投入相同的国家，往往有着不同的增长率。

同时，如果单纯依靠增加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会引起投资报酬递减和投资效率的下降。正是在此基础上，索洛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按照索洛的理论，增长的源泉除了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还有以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的技术进步。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诺奖得主库兹涅茨也通过对20世纪中叶为止的50到10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认为，在现代增长中，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5%，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1.3%。他因此认为。和早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源、特别是资本投入不同，在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高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

从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看，无论是前苏联在60年代所遇到的经济增长的停滞，还是二战后欧洲推行的马歇尔计划在70年代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以及为人津津乐道的东亚奇迹的终结，事实上都早已证明了，完全依靠资本投入，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无论是克鲁格曼还是刘遵义，通过对东亚奇迹的研究都得出同样的结论，一个国家如果提高投资率，随着经济向新的稳态转变，该国将经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但这种增长随着投资效率的下降最终不可持续，如果没有及时转型，经济增长最终会出现明显的减速，创造了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莫不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之路基本是在复制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发展模式，一是依靠高投资，一是依靠高出口。应该说，这种模式复制的相当成功，中国经济依靠投资和出口维持了30多年的高增长。然而，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0%，2003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量年均54%来自投资的贡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198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波动幅度不大，一般保持在21%左右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同期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15个百分点，近几年则几乎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在现代经济增长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在人均GDP处于如此低位时维持像中国这样高的投资率。投资维持这样的比例，也许在东亚国家有先例，但连续10多年维持如此高的比例，却是绝无仅有的。

尽管主张中国仍然要依靠投资的专家认为，中国的投资率虽然很高，但中国的投资效率并没有降低。但也有很多学者研究指出，衡量投资效率的“增量资本-产出比”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上升的趋势，最近几年一直维持在4.7到5.0的高位，这意味着增加4.7到5元的资本才能增加1元的GDP产出，根据克鲁格曼、刘遵义和杨等人的研究，这个比例已经和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一样。

投资率高，消费肯定低，消费如果太低，生产出来的东西最终要么堆积在仓库，要么倒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如果一个经济体没有消费，生产的动力又何在？20世纪80年代，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高于50%，到90年代这一比重跌至平均46%，从2003年开始，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大幅减少，2008年和2009年都只有35%，2010年为33.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1%）以及越南（66%）、印尼（63%）和泰国（51%）的份额，也远低于中国的历史水平。在全球G20中，中国的消费率是最低的。

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在任何经济体中，产出增长在核算上表现为GDP三个基本要素的变动的总量，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没有消费，产出就没有变现的通道，资本循环就无法完成。从狭义的“投资”概念而论，没有投资，就不会有增长，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但如果只是强调投资，而忽视消费在经济平衡中的作用，经济增长如何持续？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经济体，短期投资和消费失衡，但长期却能持续增长。马克思从来都认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间的不平衡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如果一个经济体消费率长期偏低，就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引发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的扭曲。当前，中国包括钢铁、水泥等在内的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恰恰是盲目追求投资的结果，这种产能过剩十多年来一直存在，并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结构性问题之一。

正是因为在现代经济动力体系中，依靠投资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和高水平的增长，所以中国经济才强调供给侧的发力。最近发布的习近平在一个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专门对供给侧进行了定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这个认识，不仅清醒，而且及时，对于经济一下行就将希望寄托在“投资春药”上的人，无疑是一剂清醒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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