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日前接受路透专访时不无忧虑地说，长期以来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导致杠杆率不断推升，产能过剩、投资过度等结构失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刺激出来的。为保短期增长而不断刺激经济，会造成严重的长期隐患。
“当前最大的危险是金融风险，杠杆率过高、债务过重。股市已经出现了反复震荡的格局，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又出现了快速上涨。未来几年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在继续增大。日本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资产泡沫破灭导致长期不景气的前车之鉴，值得高度警惕。”他称。
目前称作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是过松了，去年名义经济增长率只有6.4%，而M2增速高达13.3%，比经济增速高了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信贷扩张的势头更猛。因为实体经济面临产能过剩，投资空间有限，扩大的信贷还会大量流入房市股市。这必然造成杠杆率继续攀升、不良贷款增加、金融和房地产泡沫不断扩大。
2016年一季度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速进一步放缓至6.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增速高达13.4%，较上年同期高出1.8个百分点；1-3月人民币新增贷款同比多增9,301亿元至4.61万亿元，相当于2014年全部新增贷款的近一半。
积极财政政策不应只局限于投资
在财政政策方面，王小鲁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应只局限于投资，目前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政府支出结构应作重大调整，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投资和过多的行政管理支出，把更多资源用于解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瓶颈问题，尤其是2亿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问题，才能使消费率健康回升，实实在在拉动内需。
有说法认为“我国储蓄率高，所以只有高投资才能拉动经济”，对此王小鲁认为有很大片面性。他认为，实际上政府投资也会扩大政府储蓄，而且过量的信贷使GDP越来越大的部分变成利息收入，沉淀为储蓄。信贷增长越快，储蓄增长得也越快，投资也越来越多，变成一个“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过程。
“看起来这个过程可以无限地玩下去，但多年来已经使储蓄率和投资率持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使经济效益越来越差，回报率越来越低，结构失衡不断加剧。过去两三年，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已略有回落，这是结构调整的结果。但近期传统的刺激方式似乎在抬头。”他说，“这是危险的信号，很可能打断结构调整的进程甚至加剧失衡。如果滑向这个方向，走到某个临界点，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宏观政策应把防范未来的金融危机当成头等大事来解决。短期增长到不到6.5%不是关键，严重问题是要防止泡沫做大，未来导致金融危机，使经济落入长期萧条。”他说。
他指出，中国经济现在实际上还在继续加杠杆。要转向降杠杆，当然也不是把刹车一脚踩到底，但至少要在短中期内使杠杆率不再上升，并有步骤地在几年内把杠杆率降下来。
人民日报日前刊登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的文章称，综合判断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在现实情况下，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
王小鲁认同中国经济L型走势的看法，认为增长率比较低的状况还要持续相当长时间，现在究竟有没有到L型底部还难说；如果未来改革和结构调整能够做到位，能够解决经济失衡问题，那么几年之内经济有望回升。否则，不排除长期低迷的可能性。
“6.5%是不是底线？其实，没必要划一个底线，经济走到现在这一步，是很多体制和政策原因长期积累的结果，一个时期内下行是难以避免的。要想用人为的刺激举措来保短期增长，结果可能得不偿失。”他说。
他表示，在正常市场条件下也会发生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但持续的货币刺激、大量的各级政府投资，加上各种优惠政策的刺激，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投资过度、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而且由于有各级政府的保护，过剩产能还很难消化掉。
在他看来，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可以是由政府投资来扩大投资需求，也可以通过政府扩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来扩大消费需求。总体而言目前中国是投资过度，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结构就需要进行调整。
“好钢为什么不用在刀刃上，而要用在刀背上？‘刀刃’就是解决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民生问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欠账的问题。‘刀背’就是没有效益的投资项目。”王小鲁称。他认为，尽管最近几年政府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增长比较快，但就总量而言仍然不足，钱花得是否有效也还有不少问题。
尤其2亿多没有户口的新城镇居民（农民工）大部分还不在社会保障体系范围内，也很少享受公共服务。这是长期遗留下来的欠债，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对中国未来的长期增长和社会稳定都有影响，也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
当然，财政政策也包括在合理范围内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这对经济增长会有拉动作用，长期效果也是好的，但必须是有效的投资项目，不能不管好坏一起上；同时一定要在合理的债务负担范围内，防止不断增加杠杆率。
他提到，不能认为长期来看有用的基础设施项目都是好项目。例如高铁和高速公路建设若能解决交通运输瓶颈，对整个经济就有积极的溢出效应。但如果修了一条高铁很长时期没多少人坐、修了高速公路没车走，这样的投资就可能得不偿失。不仅投资收不回来，加上维护运营的成本就更高了。
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3月，11大类重大工程包已累计完成投资55,945亿元人民币，其中信息电网油气网络和交通运输两类投资额高居前列，分别为1.65万亿元和1.28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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